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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放任”政策相反，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行了迥乎不同的殖民垄断统治政策。在近代史上，由于荷兰工业的落后，使得它在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其它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的竞争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下，到20世纪前后，昔日的殖民大国荷兰在亚洲仅剩下荷属东印度这一块比较象样的殖民地。在缺乏工业优势的情况下，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保住这一条“被抛在赤道周围的绿宝石腰带”，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了高度垄断的殖民统治。
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施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它所推行的一些措施如将零售业交给华侨去做，实行专利承包制度，土地占有制度等等，实际上促进了华侨经济尤其是中介贸易的发展，虽然殖民者的本意并非如此。
荷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实行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具体表现为：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事实证明，这种“分工式”的经济构想在后来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管理中运用的非常成功。
至于其它一些社会事务和法律管理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分工的”鲜明特色。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只管与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华侨内部的事务全由他们自己去管理。
这种分而治之的经济管理和统治方式，导致了荷属东印度“分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通常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它限制了华侨和原住民的交流，促使华侨的职业构成逐渐集中于商业领域。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华侨往往扮演中介代理人的角色，两面不讨好，加上其勤俭刻苦的累积财富，不仅直接威胁到荷兰人，也常被原住民认为华侨是助长荷兰人压制荷属东印度人的帮凶，华侨常常成为“代罪羔羊”，无辜的承担起荷属东印度人对于高压殖民统治的不满与仇恨。
“华商是大商家赎罪的羔羊，是欧洲输入商的牺牲品。”这样，在荷兰殖民统治中后期，一些原住民的排华情绪已经开始显化，而尤为不幸的是，隔阂在此后仍不断地加深。
而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印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东印度公司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自己商业利益，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来达成自己的殖民目的，却绝不容华侨拥有与自己相当的权利。如果华侨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在某些方面触动了他们的本质利益，荷印政府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当然这对于任何一个希望通过贸易大发其财的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也十分自然的。
几百年来那些荷兰殖民者，当华侨触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的煽动或放纵当地土著人的发动排华暴动和骚乱，发生在1778年、1796年、1802年度的排华暴动与骚乱，无不与此有关。
勤劳与节俭或许是华侨的原罪！
华侨经济尽管在几百年中屡遭暴动与骚乱的的重创，但是在这种社会分工式的经济制度下，仍然通过自己的勤劳与节俭取得了发展并形成惊人规模，甚至于超越了荷兰殖民者。结果就造成了，当地土著人的生活极为困苦，，他们感到越来越穷困，，而所能亲眼目睹的其它民族，，尤其是华侨，却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刺眼。
这样无形中更加剧了当地土著民的排华情绪，为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而那些土著人从未来反思过的自己的懒惰与无能，他们不敢将情绪发泄道到荷兰人身上。只是在荷兰人有意的引导下将矛头对准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的华侨。
当勤劳与节俭成为华侨的原罪！荷属东印度的土地上便流不尽华侨的血！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甚至于直到20世纪末，那个自许文明时代亦未曾改变。
华侨千年疾苦谁人知。
尽管六年前泗水事件时，共和政府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为荷属华侨争取到了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的权力。
但这种同等看待的权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作为保证，只会引得那些懦弱而野蛮的土著人的眼红，就像他们看到那些曾经漂洋过海衣食无着的华侨致富后会眼红一般，当看到那些曾经和他们一样是下等人的华侨竟然成了和荷兰人一样，享受起本邦待遇时，眼红的几乎要滴血，不满的情绪再次在土著人的胸中淤积着，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即能引爆。
共和七年，西元1918年11月19日，北海警备舰队由两艘战列舰、四艘大型驱逐舰、一艘训练舰组成第一训练舰队驶抵泗水，泗意为游泳，泗水即游过海洋，寓意华人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必须漂洋过海。这座从名字上既代表着华侨疾苦的南洋海港城市。
在训练舰队进抵泗水港前，出于炫耀武力以为荷印华侨后盾为目的，在马都拉岛外海进行一场规模不大军事演习，既然是演习难免会有意外发生马都拉岛外海一直是当地土著人捕鱼的渔场，演习过程中有几发流弹不可避免的被打到马都拉岛沿岸的渔村，而舰队意外的撞沉了几艘土著人的渔船，造成了一些土著人的死伤。
泗水本邦人民裁判所外，数千名当地的土著青年身着纱龙围聚在裁判所外，互相传递着手上的烟卷儿，低声的用谁也不知道在用鸟叫一般的土语谈论些什么，他们的在焦急的等待着裁判所的裁判结果。
一周前，中国人的训练舰队的巨炮发射的炮弹击中一个村落造成一百余名土著居民死伤，而他们的兵舰又撞沉数艘渔船，对落水的渔民也未加施救，十余名渔民葬身鱼腹。如果是在过去，这些野蛮的土著人或许会像过去一样提刀杀向华侨社区泄愤，而现在港内那些庞大战舰和城内随处可见的中国水兵使得他们只能寄望于裁判所的判决。
“土著居民渔船的擅自闯入演习区域，在规避其渔船过程中，造成中方舰队舰炮失发，误中岸区土著民区，实为土著居民自酿其祸，中方舰队不予承担任何责任，本着人道主义考虑，中方舰队愿支付1000盾安葬金！”
随着裁判所荷兰法官的木锤的落下，在本邦裁判所二楼审判厅内进行了长达五天的审判宣告结束，在说出的这一结果时，金发的荷兰法官并不觉有任何不妥，过去的几百年中，从他和他的前辈的口中，不知道出多少类似的结果，只不过有所不适的是今天偏袒的对象是华人。
“我不服！我抗议！”
在警备舰队派来的法务官刘云岭的和旁听的华侨的笑色中。穿着一身西装仍如可笑的黑猴子一般的土著律师大声的叫喊着！法庭内那些旁听的土著人从听得懂的荷兰语的人那里得知结果后，先是一愣，然后法庭内哄乱了起来，激动的土著人大声的咒骂着华人，他们并不敢骂荷兰人。
“知道吗？先生们！权力永在大炮射程之内！”
身着的漂亮的白色制服的舰队法务官刘云岭，在裁判所三楼支付了1000盾的安葬金后，笑着对跟来的十余名前来助威的侨商说道。
“若是祖国兵舰像日人兵舰一般年年巡慰南洋，我等亦不需像过去那般忍气吞声！任人凌辱，此事之后，看那些泥猴儿还敢欺诈我等侨民背后无依！”
领头的年近六旬侨商深有感触的说道，侨商在异乡，辛辛苦苦的传承着民族文化，白手起家的经营起这么一份家业。华人在哪里，都没有忘记了他们的根，可是祖国却离他们太远。不管是从距离还是心理……
而国家羸弱，面对异族的百般欺凌他们沉默，他们忍让，他们观望。但是今天，这一切完全改变过来！现在他们也可以向那些荷兰人、欧洲人、日人一样，再也无需忍受那些土猴的欺凌。
尽管明知道按实理这舰队可谓是无理，可如不这般那些土猴怎么会知道国朝舰队的厉害，看他们经此一训还敢向过去一般欺凌爪哇华人。
“诸位放心，如无战时，我警备舰队每年毕会进行数次远洋训练，宣慰南洋亦是我警备舰队之职！卿云谢诸位支持，今夜舰队于康济舰行答谢宴会，还望各位长者赏脸！”
刘云岭面含微笑的向走廊的内十余名侨商发出邀请。演习时的“误射”以及“意外”都是按照司令官的要求进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给那些南洋土著一些教训，尤其是在这个排华情绪高涨的爪哇，只有炮弹才能让那些爪哇土著明白，任意欺凌华人的时代已经过去。
“！&；#8226；#！&；#8226；#￥%￥%……%%￥￥#”
就在这时刘云岭听到裁判所外传来数千人发的吼叫声。不是荷兰语！但嘈杂的吼叫声中仍然能感觉到他们的愤怒，而原本面带骄色的侨商们瞬间变得面色煞白起来，裁判所内的那些的混血警察纷纷提着警棍朝楼下冲着。
“那些中国人抢走我们的土地、掠走我们的财富，我们说什么了吗？没有！”
“他们像吸血鬼一样，榨走了我们的全部！而现在他们的兵舰炮击我们的村落、撞沉我们的渔船，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赔偿！是他们像打发畜口一样，甩来了1000盾的安葬费！就是这张支票！103名爪哇人的生命所换来的就是这张只有1000盾的支票！”
站在本邦裁判所外的一辆轻便马车上面对着群情激愤的数千名爪哇青年，棘加器&；#8226；以瓦西定博士，口吐着唾沫大声的疾呼着，作为伊斯兰教同盟泗水分会的负责人，棘加器敏锐的察觉到这一次马都加外海的炮击、撞船事件，对于东印度而言或许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至少是自治的机会。
1911年，爪哇花裙商人哈只&；#8226；胡曼成立‘伊斯兰商业联合会‘，次年更名为‘伊斯兰教联盟‘，1913年发展到8万多成员，它是印尼资产阶级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的，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联盟。
该联盟的宗旨是救助贫困盟员，维护盟员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发展民族资本，捍卫伊斯兰教纯洁性。自欧战爆发以来，联盟的盟员发展到多达近两百万人，两个月前“联盟”在泗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上除了谴责荷兰政府是“罪恶的殖民主义”的保卫者和支柱外，还指出华人是荷兰殖民者殖民统治的帮凶、走狗，并号召与其进行斗争。
“只要赶走华人，荷兰殖民者便会失去在东印度的统治的基础，才可以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东印度各民族的民族实业将可以得到发展，从而摆脱殖民经济的困境，东印度各民族之所以越来越穷，实际上根源就在于华人压榨！”
这些所谓的爪哇民族主义者打心里眼红华商的经济成就，他们忘记了当他们在懒散的晒着太阳时，华人在盐场、稻田、橡胶园、小工厂里拼命打拼着，当那些土著人挥霍着自己有限的财产时，而华人却在一点点的积蓄着。
尽管印尼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8226；哈达曾在演说中多次指出，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十分羡慕和钦佩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东印度华侨的民族精神‘，而且激发了‘东印度人民的革命意志‘，甚至于连伊联盟都是在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东印度先后成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
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毫不介意把的矛头对准他们认为软弱可欺华人，而在一些所谓爪哇民族精英看来，利用爪哇人和华人之间的隔阂和仇视心理争取“民族独立”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鼓动人心的方式。
要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的矛盾之中，华人再一次成为了殖民者的代罪羔羊，这一次亦不例外。
泗水中华会馆内和过去的五天一样，这里仍然沉浸那种久违的兴奋之中，即便是平日里那些保守而内敛的老者此时在看着会馆内的那些英姿焕发的海军军官时亦老怀开笑，有谁不在内心祈盼着祖国的强大呢？
泗水港内的那数艘大兵舰和那些荷兰人的现在的恭顺在这些老者看来，是祖国日益强大的表现，这正是他们数代人的追求，南洋华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除了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之外，另一个体现则是在战争债券上。
在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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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放任”政策相反，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行了迥乎不同的殖民垄断统治政策。在近代史上，由于荷兰工业的落后，使得它在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其它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的竞争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下，到20世纪前后，昔日的殖民大国荷兰在亚洲仅剩下荷属东印度这一块比较象样的殖民地。在缺乏工业优势的情况下，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保住这一条“被抛在赤道周围的绿宝石腰带”，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了高度垄断的殖民统治。
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施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它所推行的一些措施如将零售业交给华侨去做，实行专利承包制度，土地占有制度等等，实际上促进了华侨经济尤其是中介贸易的发展，虽然殖民者的本意并非如此。
荷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实行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具体表现为：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事实证明，这种“分工式”的经济构想在后来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管理中运用的非常成功。
至于其它一些社会事务和法律管理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分工的”鲜明特色。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只管与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华侨内部的事务全由他们自己去管理。
这种分而治之的经济管理和统治方式，导致了荷属东印度“分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通常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它限制了华侨和原住民的交流，促使华侨的职业构成逐渐集中于商业领域。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华侨往往扮演中介代理人的角色，两面不讨好，加上其勤俭刻苦的累积财富，不仅直接威胁到荷兰人，也常被原住民认为华侨是助长荷兰人压制荷属东印度人的帮凶，华侨常常成为“代罪羔羊”，无辜的承担起荷属东印度人对于高压殖民统治的不满与仇恨。
“华商是大商家赎罪的羔羊，是欧洲输入商的牺牲品。”这样，在荷兰殖民统治中后期，一些原住民的排华情绪已经开始显化，而尤为不幸的是，隔阂在此后仍不断地加深。
而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印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东印度公司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自己商业利益，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来达成自己的殖民目的，却绝不容华侨拥有与自己相当的权利。如果华侨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在某些方面触动了他们的本质利益，荷印政府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当然这对于任何一个希望通过贸易大发其财的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也十分自然的。
几百年来那些荷兰殖民者，当华侨触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的煽动或放纵当地土著人的发动排华暴动和骚乱，发生在1778年、1796年、1802年度的排华暴动与骚乱，无不与此有关。
勤劳与节俭或许是华侨的原罪！
华侨经济尽管在几百年中屡遭暴动与骚乱的的重创，但是在这种社会分工式的经济制度下，仍然通过自己的勤劳与节俭取得了发展并形成惊人规模，甚至于超越了荷兰殖民者。结果就造成了，当地土著人的生活极为困苦，，他们感到越来越穷困，，而所能亲眼目睹的其它民族，，尤其是华侨，却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刺眼。
这样无形中更加剧了当地土著民的排华情绪，为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而那些土著人从未来反思过的自己的懒惰与无能，他们不敢将情绪发泄道到荷兰人身上。只是在荷兰人有意的引导下将矛头对准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的华侨。
当勤劳与节俭成为华侨的原罪！荷属东印度的土地上便流不尽华侨的血！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甚至于直到20世纪末，那个自许文明时代亦未曾改变。
华侨千年疾苦谁人知。
尽管六年前泗水事件时，共和政府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为荷属华侨争取到了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的权力。
但这种同等看待的权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作为保证，只会引得那些懦弱而野蛮的土著人的眼红，就像他们看到那些曾经漂洋过海衣食无着的华侨致富后会眼红一般，当看到那些曾经和他们一样是下等人的华侨竟然成了和荷兰人一样，享受起本邦待遇时，眼红的几乎要滴血，不满的情绪再次在土著人的胸中淤积着，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即能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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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爪哇花裙商人哈只&；#8226；胡曼成立‘伊斯兰商业联合会‘，次年更名为‘伊斯兰教联盟‘，1913年发展到8万多成员，它是印尼资产阶级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的，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联盟。
该联盟的宗旨是救助贫困盟员，维护盟员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发展民族资本，捍卫伊斯兰教纯洁性。自欧战爆发以来，联盟的盟员发展到多达近两百万人，两个月前“联盟”在泗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上除了谴责荷兰政府是“罪恶的殖民主义”的保卫者和支柱外，还指出华人是荷兰殖民者殖民统治的帮凶、走狗，并号召与其进行斗争。
“只要赶走华人，荷兰殖民者便会失去在东印度的统治的基础，才可以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东印度各民族的民族实业将可以得到发展，从而摆脱殖民经济的困境，东印度各民族之所以越来越穷，实际上根源就在于华人压榨！”
这些所谓的爪哇民族主义者打心里眼红华商的经济成就，他们忘记了当他们在懒散的晒着太阳时，华人在盐场、稻田、橡胶园、小工厂里拼命打拼着，当那些土著人挥霍着自己有限的财产时，而华人却在一点点的积蓄着。
尽管印尼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8226；哈达曾在演说中多次指出，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十分羡慕和钦佩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东印度华侨的民族精神‘，而且激发了‘东印度人民的革命意志‘，甚至于连伊联盟都是在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东印度先后成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
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毫不介意把的矛头对准他们认为软弱可欺华人，而在一些所谓爪哇民族精英看来，利用爪哇人和华人之间的隔阂和仇视心理争取“民族独立”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鼓动人心的方式。
要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的矛盾之中，华人再一次成为了殖民者的代罪羔羊，这一次亦不例外。
泗水中华会馆内和过去的五天一样，这里仍然沉浸那种久违的兴奋之中，即便是平日里那些保守而内敛的老者此时在看着会馆内的那些英姿焕发的海军军官时亦老怀开笑，有谁不在内心祈盼着祖国的强大呢？
泗水港内的那数艘大兵舰和那些荷兰人的现在的恭顺在这些老者看来，是祖国日益强大的表现，这正是他们数代人的追求，南洋华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除了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之外，另一个体现则是在战争债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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